宋徽宗:哥写的榜文,重点不在书法,在于皇权一家独大!

  • 时间:2019-12-18 23:02:35
  • 浏览:100
  • 来源:上升最快
宋徽宗:哥写的榜文,重点不在书法,在于皇权一家独大!

作为中央颁行的文书,宋代的榜示文书不仅对民众的生活起到了管理和约束的作用,更以其独特的言语风格、体式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发挥展示皇权地位、树立皇权形象的隐性作用。以宋徽宗时期的榜文为例,通过示御笔、瘦金体书法外放等方式,将皇权形象的塑造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目前徽宗所遗留的榜文之中,禁令类榜文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对徽宗朝乃至北宋的政治生态都有着深远影响。根据针对对象的差别,可将禁令榜文划分为两类:一是针对朝臣的禁令,这类禁令往往先示于群臣,后被扩散,榜示于众;另一类是针对百姓的禁令,依托禁令达到对百姓的具体行为、习俗作规范、引导之目的。

本文以“禁令”作为切入点,从禁令面向的两种对象———朝臣和民众,结合其所采用的文字内容、文本形制以及传播手段,分析榜文在构建徽宗皇权形象的过程之中所发挥的效用。

一、朝臣类榜文

在宋代,朝臣类禁令大多具备三个特点:第一,在载体上,为了体现朝廷的权威性,榜文多采用碑刻的方式对内容予以呈现;第二,在榜示顺序上,榜文往往先示于朝臣,而后示于地方官吏乃至民众;第三,相对于示于朝臣的榜文,示于地方的榜文在内容上往往有所修改。徽宗一朝,最为著名的朝臣类榜示文书莫过于元祐党人碑。

元祐党人碑:北宋政治清洗弄巧成拙

1、元祐党人碑的设立与销毁

元祐党人碑刻始立于崇宁年间,是徽宗与新党对元祐、元符年间上疏阻挠新政实施的旧党文人进行的一次大清算。碑上所录党人一律“永不录用”,其子孙不得留在京师,不许参加科考。元祐党人碑一共经历了3次刻立,分别为崇宁元年九月、崇宁二年九月和崇宁三年六月。

明何景明《寄李郎中》诗:“海内竞传《高士传》,朝廷谁诉党人碑。”

柳亚子《感事呈冶公用进退格》诗:“千载炎凉廷尉客,一门生死党人碑。”

元祐党人碑的第一次刻立是在崇宁元年九月,据《宋史·徽宗纪》载,其“御书端礼门”。此次刻立的影响相对有限:碑刻所列的元祐党人“凡百有二十人”,与清算时的总人数512人相比少了许多;加之端礼门为文德殿南门,是朝臣必经之门,因而此碑仅限在京及赴京朝见的中高级官员才可目睹。

蔡京是北宋的权相之一,元祐党人碑主要策划人

第二次刻立是在崇宁二年九月,应“陈州人士”之请,原仅立于端礼门的元祐党人碑被“下外路州军,于监司长吏厅,立石刊记,以示万世”传播范围进一步扩大。因碑立于各长吏厅,一般中下层官吏,甚至普通民众已经有机会得以一睹元祐党人碑。但就所刻人数而言,相较于第一次,碑中减去了武臣与内臣两类,仅98人。

特别是在南宋存在着“诸编管、羁管人,月赴长吏厅呈验”的律令,此律令若在北宋已有实施,则受羁管的元祐党人将不得不面对党籍碑。

第三次刻立是崇宁三年六月,此次波及面极大,据《宋史·徽宗纪》载,“通三百九人”,其中包括旧党中的“邪中”之人,以及部分与蔡京有隙的新党文人。碑的刻立数量史无确载,然就目前已知史料来看,范围远大于第二次。碑文从皇帝御笔示众,转为蔡京誊录,并附上了蔡京奏疏,强调了徽宗“孝悌继述”的目的。

崇宁四年,由于下层百姓对党人碑的反对,以及徽宗展示德政的需要,针对党人的处罚有所缓解:借九鼎铸成的庆典,将党人“稍从内徙”,羁管范围有所削减。次年正月,借星变的名义,徽宗下诏“毁元祐党人碑”“除党人一切之禁”。这一影响巨大的碑文也就正式退出了北宋政治的视野。

2、元祐党人碑与皇权形象的树立

(1)元祐党人碑的刻立,使得宋代党争走向最极端,也成为宋代党禁的最高潮。

第一,元祐党人碑是对原有党争的定性评价。自神宗起用王安石为核心的新党进行变法,至哲宗绍述新政以来,新、旧党间虽有争执,但从观念之争到意气之争,不外乎两党之间观念的争执。新党与旧党在党争过程中纵然欲将对方置于死地,却并未出现通过官方化的方式将对方加以忠奸定性的情况。元祐党人碑的设立,使皇权走向了党争博弈的前台,并在其中扮演了主导者和决定者的角色,“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观念成为泡影,形成皇权一家独大的局面。同时,碑刻的材质决定了文字可长时间保存而不被毁坏、修改,这也意味着徽宗展现其彻底“绍述父兄”、支持新党的决心。

王安石变法内容

第二,这一举措使得党争矛盾彻底公开化。尽管在党人碑刊刻之前,新、旧党争早已众所周知,当时的歌谣就有“不籍军人籍党人,不理防秋理春秋”的说法(语出俞文豹《清夜录》)。但流言终归是流言,党争内部的复杂情况,下层官员以及百姓均未必得知。当元祐党人碑被颁行于各州县,原本仅为朝廷内部所知的党派斗争被彻底公布于天下。这样的榜示禁令,不仅是针对元祐党人本身,更是向百姓展示元祐党人奸党的性质,这对党人家族群落都影响巨大。

元祐党后人在南宋褒扬其先辈时,大量重刻元祐党人碑,以此表彰祖上、歌颂自己的族群,亦可反向证明其作用。

(2)元祐党人碑对皇权形象的构建

首先,作为皇帝御笔的外放,元祐党人碑具有极高的权威性,体现了皇帝作为最高决策者的身份地位。在3次立碑中,皇帝都有亲笔书写党人姓名并加以立碑的行为,党人由对方互指转向了御前钦定。而皇帝亲笔御批,则成为了一种对原有决策超越性的体现。

苏轼讥讽程颐遭围殴,元佑党争起祸端!

其次,标榜其皇权的正统性与延续性。就目前所遗留的元祐党人碑,即翻刻崇宁三年的元祐党人碑中,均把蔡京的奏疏附于党籍姓名之前,强调皇帝的“孝悌继述”。这反映了徽宗树立党人碑的内在需求:继承父兄之志,确定自己在皇权地位上的继承与连贯。

徽宗是神宗第十一子,本无当皇帝的可能,然而哲宗英年早逝、并无子嗣,才使他有了做皇帝的机会。在选择皇位继承人时,宰相章惇极力反对,最终在向太后的坚持之下,徽宗才登上皇位。因其皇位确立的偶然性,使他在登基之后,有必要极力塑造自己皇位继承的正统性。

宋徽宗书法

再次,加强对地方的限制,保证碑文的权威性。其所立石的长吏厅,据史料所载为地方长官进行基本行政工作、收录重要档案资料之地,故而元祐党人碑刻石长吏厅这一举措,使得原本在京朝官面对端礼门石碑的情形在地方政府的直接外化,在起到对地方官吏限制、震慑的同时,也突出了其已然成为当时明辨是非的纲领性文本。元祐党人碑采用徽宗极富有特点的瘦金体手书,利用其作为徽宗个人书写的唯一标志性特征,使碑文的内容与徽宗皇权身份直接关联,加之采用勒石的方式,保证了碑文的权威性和不可置疑性。

二、民众类榜文

自秦始皇起,称谓、纹饰、颜色等随着皇权的强化而进入象征性层面,出现了一系列皇帝专用的事物及名称,这一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对平民的限制。以古代祭祀活动为例,徽宗时期便通过系列的榜文对民众行为进行了限制。

1、民众祭祀有“度”

对祭祀行为的规范,使民众祭祀有“度”,同样反映了皇权形象的独尊特性。祭祀在古代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了得到神灵的庇佑,人们往往会使用一些隆重的祭品。对祭品的选择和使用,徽宗时期也以榜文的形式进行了限制。

所谓祭祀,一般是指习俗中人们制备供品在特定的节日向神灵或祖先以行礼,表示崇敬并求得保佑。

《宋会要》刑法二所载:“崇宁元年正月二十六日,诏:‘应民庶朝岳献神之类,不得仿效乘舆服玩,制造真物,只得图画焚献,余依旧条。及令开封府并诸路府界监司逐季举行,粉壁晓示,仍严切觉察施行。’”

该诏令被要求在各地粉壁展示,其所禁止的对象看似正是普通的“民庶”,通过对普通民众在祭祀活动中器物使用的限制,来标明皇权的唯一性,实则并非如此。民众仿效的“乘舆服玩”,并非自身所用,而是要将其献祭给神灵,或是作为神灵降临时使用的物品,如此便使得这些器物使用权的矛盾,就由“皇帝—平民”的矛盾转变为“皇帝—神灵”之间的矛盾。

2、祭祀有“度”,保障皇权的崇高地位

皇帝对自己身份独特性的标榜,使得皇帝不再是人而是神,普通民众无法见到除“天子”之外的其他神明,因此借用皇帝所用的器物作为祭祀神明的物品,也就成为表现其崇拜、尊敬的一种手段。这样的使用方式,本是在展现皇权形象的神性,但是为何却被徽宗加以禁止呢?原因有二:

第一,民间供养的诸多神明高低贵贱参差不齐,甚至有些神明形制、地位都极其怪异,无法得到主流的认可。将象征皇权的器物与之相关联,会影响到皇权自身的崇高性。因此通过限制、验明各地神祠的身份地位,将民间祭祀行为掌握于官方的限制之内,并依照官方的要求来对其官爵、庙号的高低加以管理,从而巩固皇帝最高决断权的地位。

民间神明

在徽宗朝,就曾有诏令对各地祠堂等民间祭祀场所加以勘定:“建中靖国元年三月二十四日,礼部言:‘诸州神祠加封,多有不应条令。今欲参酌旧制,诸神祠所祷累有灵应,功德及人,事迹显著,宜加官爵、封庙号额者,州具事状申转运司,本司验实,即具保奏。道释有灵应加号者准此。’从之。”

第二,在祭祀时,象征皇权的器物得以无所限制的制造,导致器物的神秘性降低,民众与御物得以近距离关联,王权的地位会因此而遭到损害。在中国古代,除非功勋卓越的朝臣,一般人是很难被赐予皇家器物的。庄献太后垂帘听政之时,外戚虽地位显赫,然而所赐御食依然会用其他食器装盛,以防僭越皇权。

在宋代前期,庄献刘太后便有易器赠食的情况:“赐族人御食,必易以铅器,曰:‘尚方器勿使入吾家也。’”

仁宗上尊仁孝皇后谥号曰:“仁孝慈懿诚明庄献配天齐圣文皇后”

至于普通民众,皇帝的器物更是高不可攀了。在诏令之中,虽然禁止实物的使用,但同时为普通民众提供了替代的方式:图画焚献。画图的方式有效地使得民众与皇家器物间有了一层隔膜,皇权形象的崇高性便得以保证。在单纯禁止的条件上加上“图画焚献”的选项,也是促使该政令得以顺利执行的一个有力补充。

3、粉壁晓示,因“地”制宜,广为传播

关于民间祭祀的限制,榜文在载体上采取了粉壁晓示的方式一方面由于此告示的发布时限具有持续性,“逐季举行”的特质使得各地政府仅在每季季初颁布即可,其作为一个未涉及重大决策的普通政令,是不必采用更加昂贵的石刻的;

另一方面与其所限制的内容相关,民间祭祀通常是自发的,自下而上的,其涉及范围更广,故而需要更广泛地进行张贴,以达到尽可能全面的传播作用,因而粉壁便成为其所采用的最适宜的颁布方式。

三、结语

作为连接徽宗与普通民众的直接媒介,禁令榜文为徽宗向世人展示皇权形象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渠道,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皇帝-民众”对话模式。在一个完全不对称的对话模式之下,徽宗的皇权形象存在二重性:一方面,通过文字、修饰与律令有意无意地展示、强调皇权的身份与秩序感,另一方面,通过御笔碑刻、主动放低姿态,向民众展示自身亲和性、为民众劳苦的状态。同时,徽宗利用榜文这一载体,成功将皇权、朝臣、民众三者予以关联,形成朝臣与民众之间信息的相互制约。因此,从诸多禁令的颁布和呈现内容来看,这一对话模式确实具有其独到之处。

然而,信息的成功传递是以传播受众愿意接受为前提的,而徽宗在其执政过程之中大量不得民心的举措,导致民众对徽宗的政令失去了基本信任,使得这一模式最终无法达到目的。据《黄氏日抄》记载:“自崇宁迄宣和,竟恤之诏岁一举之,宣之通衙而人不听,挂之墙壁而人不视,以其文具而实不至故也。”民众不接受,使得徽宗诸多标榜盛世、有意刻画自我皇权形象的“文具而实不至”的禁令失去了原有的功效,流为一种单方面展示自身形象和观念的手段。

更新时间:2019-12-18 23:0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