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记忆:新一军老兵滇缅抗战回忆录(2)

  • 时间:2019-12-18 22:35:15
  • 浏览:1762
  • 来源:反复阅读
山河记忆:新一军老兵滇缅抗战回忆录(2)

三十年代的广州珠江

家规传统

对比祖上,家族在广州时已经风光不再,但 “倒驴不倒架”,家教依旧,规距还挺多。比如拜祭祖先仪式就一丝不苟。家族留传下来祖先的画像很多,有一对夫妻的,有只是女眷的,都穿清朝官员的服饰——江牙海水,顶戴花翎之类,每张画像下面都写着朝代,姓名,官职。逢年过节时,大人就把这些画像挂出来,一面墙都挂不下,几乎占据整个屋子。画像前面摆上条案和香炉,爷爷和父亲带着我们小孩子,穿戴整齐,很隆重地逐个叩拜、上香。奶奶把曾祖父等祖先的忌日记在一个小本子上,到了日子也要在天井里装香敬拜。

民国时期,很多人家祖宗画像都是穿着官服的形态,寓意祖上 来历。

家传宝贝里还有一整套做工精细、花纹华丽的瓷器,收在一个专门的箱子里,家族团聚吃年饭时才摆出来用,从豉油碟到汤盆,种类繁多,一应俱全。其中有一个圆柱型很光滑的筒,小孩子们猜测了半天,都以为是笔筒,后来大人告诉我们:这是个帽筒,专门用来放官员那种帽子的,可见清朝时的人有多讲究。改革开放后,我们去北京旅游,参观故宫时,看到皇帝御用的瓷器,大姐悄悄地对我说:这跟我们家以前有的那一套差不多嘛。可惜,广州沦陷前,母亲带着一家老小仓皇出逃,画像、瓷器这些笨重累赘物品无法携带,留在住处,全部散失了。

民国时期,很多人家祖宗画像,都是穿官服与诰命的形态 ,寓意祖上来历。

敬老是传统,我父亲对爷爷奶奶非常孝敬,言听计从,也教导小孩子给长辈请安,我们每天起床后见到长辈的第一句话必须是:爷爷(奶奶、老豆、老母...)早晨(早上好)!大人从来不说粗口(脏话),也不准小孩子说。如果我们从外面学了,回来不小心漏出一两句,被大人听到会挨打。小孩子不能说大话(撒谎),小的时候不让独自外出,怕拐子佬,也怕小孩子跟着外面的烂仔学坏。我们要是犯了错,轻则责骂,重则打掌心、打屁股,最重的处罚是“跪地主”,即在门官厅八仙桌前正对着土地神的牌位跪下。大人的生日(主要是男性)循例摆酒,小孩子过生日则带我们去喝茶,但不准明说生日,怕不吉利。有时实在想得意一下又怕坏了规矩,就转个弯说句:“今日我牛一(生)哦”!

严父慈母

我父亲对我要求特别严格,几兄弟中数我挨打最多,有时都挨的挺冤枉的,并非全都是我犯错,而是因为我是长子,父亲认为,把大的管服帖了,对下面小的有警示作用,类似于“杀鸡给猴看”。我挨打最惨的一次,是在上小学时。有位原在海南军队中供职的表姐夫,因内部倾轧而丢官,闲居我家,因为我看不惯他的颐指气使,在家人面前骂了一句活该他撤了差使。这话不知怎么传到了父亲的耳朵里,他一下班,就拿了根烧火用的硬柴冲进来,姑姑正在帮我冲凉,我衣服都脱光了,他抡起棍子就打,直接打在我皮肉上,别提有多痛多惨了!他又打又骂,我趴在地上动也动不了。姑姑吓得一边哭,一边劝,还挡着我,不小心也挨了几下。我母亲听到我嚎哭声跑进来,站在旁边默默流泪,却不敢阻拦。还是心疼我的奶奶出来说话了。她不直接劝架也不下命令,而是大声嘲讽:“承宝啊,你显摆啦,仔多不怕是吧,打死一个还有一个!”我父亲即刻无语,尴尬住手。我背上屁股上一条条的伤痕,又青又肿还出血,妈妈、姑妈用头发编的软巾浸花生油来给我揉,过了很久才长好。后来我读《红楼梦》,看到贾政痛打贾宝玉,贾母责备贾政那一段,立刻联想到我挨父亲打的这一幕,真是异曲同工,不禁感慨万千。

财厅指的是财政厅大楼,原址为明清两代的广东承宣布政使司(即藩司衙门),乃朝廷派驻广东省的最高行政

太平馆就在财厅前侧边

打归打,他还是非常关心我的。经常要我去他的单位,特别是假期,怕我在外面玩野了,要我去他那里写作业。省建设厅是个大院子,前面有花园,一个中西结合的喷水池——形状是西式的,雕塑是中国的——外围几个童子向中央喷水,中央坐一位观音,手执净瓶挡水。我经过时常常驻足观望,撩水玩耍。现在院子和大门还原样保存,挂着市级文物的牌子,但花园和喷水池之处已经砌起高楼了。

1918年建成,命名为“市立第一公园”。

中央公园的水池

中央公园广场

建设厅主要是开发和管理矿产、建设公路等,陈济棠时代大兴土木,建设厅颇有建树,我经常看见他们开招标会,让商人老板们来投标开发。有些重大工程开工时,还烧香拜神:“天昭昭,地灵灵...”我父亲工作的地方是一个套间,外面一个大房间,放着几张碌架床(双层床),供警士们休息。里面单独一间小房是他的办公室,屋角位置放着一张宽宽的实木办公桌,我经常在他的监视下趴在那桌上写作业。如果他不在,我就会跑到外间,在碌架床上爬上爬下,跟警士叔叔们斗嘴说笑。父亲经常跟着厅长之类的大人物进进出出,大概是当保镖罢。父亲下班时我跟着回家,他心情好就在路上买点零食给我。我的弟弟们都非常羡慕,总是缠着我说:哥哥,我也想到老爸那里去啊!

广州市西门口怀圣寺附近,是回民聚居社区,故牛、羊肉质量比较好。

父亲烧得一手好菜,特别会做牛羊肉。他和我姑妈的姐弟感情很深,每次姑妈来我们家,他都要做几样拿手好菜招待她。西门口一带居住着很多回民,那里的牛羊肉质量好是出了名的,只要听说父亲去西门口买肉,我们就知道姑妈要来了。这是我们特别盼望的,不仅有好饭菜,老豆的心情也靓,极少责罚。解放后我经常要写交代材料和自传,每当写到父亲的成份时,浮现在我脑海中的就是他高高兴兴做菜的模样,所以我将他写成“炊事人员”。因为父亲去世早,外人基本不知道他根底,在讲究“阶级成份”的年代,炊事人员显然属于贫苦大众,与“旧社会警察”的成分有天渊之别。

我母亲黄三女,肇庆人氏,心地善良,慈祥坚韧,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女性。她没什么文化,只认得几个字,会简单的计算。嫁来之初,家境尚属中等,她做全职太太贤内助,随着子女不断出生成长,亲戚陆续投靠,家庭负担日益增重,她也不得不走出大门,学着当小贩,打零工,赚钱帮补家用。到后来,她成为家中唯一的成人,含辛茹苦,却咬牙坚持“,用柔弱的肩膀挑起一家的重担。如果不是母亲,我们几个未成年的孩子,以及收留的六弟,都不知会落到怎样悲惨的境地。

内亲外戚

我家是外来户,广州本地亲戚不多,很多旁系亲属分布在佛山、顺德、肇庆这些老祖宗住过的地方。亲戚之间经常来往,一般来了就会住在我家,有些还长住。

我家最老的长辈是一位姑太董梁氏,曾祖父最小的妹妹。她嫁给一个大户董家当妾侍,因为没有生育,大户死后被婆家赶出来,无处落脚,父亲接她到我家养着。她见多识广,又爱讲,我们经常围着她听各种前朝故事,觉得好有趣啊!我奶奶不喜欢她,认为她命硬,影响家中风水,但她辈分高,奶奶只能背地里抱怨几句。也许是碰巧,她住下之后的几年间,我的祖父母、小弟小妹相继去世,父亲也得了重病,家中无法供养,母亲托人将她送到钱路头的一家老人院去了。

广州市立贫民教养院,创办于1926年7月,为广州市政府所设立。

委黄焕庭、梁元英为正、副院长。

父亲去世后,母亲带我们去看望她,老姑太见她一身黑衣,头戴白花,就问:“孙媳妇,为啥穿得这么威呀?”母亲指着我说:“这个克死仔罗。”她就明白了,顿时老泪纵横。老人院虽然是个公办(整理者注:应当是社会捐资办)的慈善机构,但因各种弊端,社会上对其有不少传言,如传说院方为了克扣粮食,当饭快熟的时候在米里放腊,老人家吃一点点就感到饱了,不知传言真假,但那里的老人家都非常孤独和馋嘴却是我亲眼见到的。每次去看老姑太,她都拉着我们的手,唠叨半天,不断叮嘱我们下次带点好吃的来。她枯瘦的身影、憔悴的面容和渴望的眼神,让我怜悯难过,也成为“老人院”留在我心目中的形象。

广州市立贫民教养院

我家还住过一位姑妈的女儿,我们叫她“六姐”。她丈夫是个军官,丢了在海南岛的军队差使后,回来找工作。那男人身材高大,腰板笔直,很有军人气派,虽然没官当,却仍然爱摆排场,两口子在我们家暂住期间,门口还挂一个用军队信笺纸做的门牌,上面写着“军队眷属,请勿骚扰”(大意)。我被父亲痛打的那一次,就是因他而起。六姐身体多病,不能生育,后来被那个男人抛弃。她走投无路,无奈与一个拾荒佬结合,晚年日子过得非常凄凉。

抗战开始后,因经费困难而停办数百孤儿老弱,生活无着不知所终。

我的三叔也在我家结婚、居住,他的性格与我父亲截然相反,我父亲老成持重,他则活泼外向。三叔的经历也比较复杂,早年在顺德做公事,带我回过几次杏坛镇吉佑村,后来到广州警察系统当了个不大不小的官。他与一个契姐(干姐姐)相好,惹了些风言风语,因为契姐是有夫之妇。为了避嫌,契姐做主介绍了一个姑娘给他,相亲的时候,还教姑娘拿本书装模作样地看,表示自己有文化。他们结婚后生了儿子阿富。

三叔心灵手巧,又爱赶时髦,在警察局没干多久就去了杭州,后来转到江西赣州参加了蒋经国的干训班,留在那边工作,丢下阿富母子在广州。我父亲去世时,他匆匆忙忙地回来过一次,也没接家眷走。听说在那边又结婚了,还生了个女儿。我曾经写信给他,表达埋怨和责备,他也回过一封信。抗战爆发后慢慢断了联系,写去的信都被退回,再也不知道他的下落。广州沦陷时,三婶带着阿富来不及走难,留在广州,生活非常困苦。她最后凄凉去世——听说是得了重病无钱治疗,又听说她是被饿死的。阿富成了孤儿,我母亲得信后,花钱托“水客”把他带回肇庆,一直在我家养大,作为我最小的弟弟,我的侄子辈都称呼他“六叔”。光复后,以及改革开放后,我和姐姐都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寻找三叔的下落,我姐姐还想找到他的那个女儿,但始终没有结果。

更新时间:2019-12-18 22:35:15